曾蔭權在立會上的六四言論, 引來社會上極大的迴響, 令今年六四遊行的人數, 創下了十六年新高。市民的反感主要來自他六四論三個重點:
1. 事件已經發生了很多年 --> 淡忘, 代表歷史沒有存在?
2. 國家在各方面得到驕人成就, 為香港帶來繁榮 --> 經濟與人權掛鉤? 曾特首很"小心", 沒有直接道出 "因為國家成就, 所以我們不應追究", 而只說"相信香港人會作出客觀評價", 但最後一點卻是一大敗筆 : -
3.我的意見也代表着香港市民的整體意見 -->曾特首說出了這句，激起了市民的憤慨，同聲高呼"曾蔭權不代表我"。說實話，站在他的位置，很難期望他能高聲說一句 "平反六四"，試問有多少人有勇氣公開地跟老細唱反調？但這只是他個人的難處，香港人思想獨立，擁有言論自由，又怎能由一個人代表所有人的見解？
在民生方面, 曾蔭權可說是一個相當稱職的特首, 但說到政治智慧，還是范徐麗泰出色。范徐麗泰對同一件事的意見如下: "我不認為任何人可以代表全香港市民的看法..... 中國對六四已有一套看法, 但未能忘記六四的市民未必能接受, 我認為這件事是一個悲劇, 希望大家從中汲取教訓, 至於何時重提六四, 這是整個國家須要作出的考慮, 我們可以有個人的看法, 但我也尊重國家." 這樣一答, 既撫平了市民的情緒, 也顧及了中央的立場, 說得相當有技巧.
回到正題, 探討曾蔭權的三大論點. 六四至今已是二十年光景, 我們這一代, 在悲劇發生時還是無知孩童, 課堂上不見得有多少時間討論六四, 要不是自己發掘, 對六四一無所知也不足為奇. 很難想像, 再過二十年後, 還有多少年青人關心六四? 令眾人淡忘六四, 是中央以至港府一直的期望, 故此港府對六四避而不談，中央甚至封鎖資訊; 他們不希望有這一天要面對群眾，承認他們當年的錯誤。這是逃避。就正如四川大地震的豆腐渣樓房，當地官員對受害學生家人用盡威逼利誘，為的是防止他們把偷工減料的真相告知中央，也是一種逃避。 這種逃避的文化，充斥着整個中國。首先，我要問的是，如果中央根本不覺得自己有錯，為何要這樣逃避？其次，究竟這樣隱瞞歷史，就可以改寫歷史嗎？六四的悲劇，是鐵一般的事實，對於受害者家人，是不可磨滅的烙印。槍炮不是不可以用來對待國民，如果這些人是無惡不作的兇徒，警察大可以開槍，但他們只是一群熱血青年，有這樣的必要嗎？認錯並不是羞恥，知錯而逃避，才是最羞恥。
第二個論點是經濟與民主的關係。中國近年來經濟突飛猛進，令人鼓舞，連美國也要另眼相看。但如果說中國的安定繁榮是來自抑制民情防止暴亂，我絕不認同。相反，中國的進步，是來自國家的逐漸開放與民主，是來自新領導人擺脫故步自封的影子的努力。沒有一個國家能在缺乏民主的基礎下文明, 因為國家需要人民的支持和民主派的監察。有讀歷史的人都知道，古代受人稱頌的君主都是開明，體察民情，虛心納諫的賢君，現今社會不也是這樣嗎？所謂虛心納諫，就是不只是聽自己喜歡的話，而會接納逆耳的忠言。可見得開放與民主，才是令國家繁榮之道。這是從民主到經濟的因果關係。那麼，當一個國家經濟繁榮時，是否可以放棄對民主的執着？答案當然是不。王丹說，"人是人，豬是豬"。豬可以吃飽就滿足，但人不同，人有理想。他們對國家有期望，對社會有承擔，才會用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國家的意見。當然，如果經濟搞不好，民主也是空談。但即使民生和經濟做好了，市民對民主仍有訴求，正如我所說曾特首在民生方面功績有目共睹，從率領抗疫，提出官員減薪和市民共渡時艱，可見他親力親為，承擔責任，臨危不亂的作風，但當他在六四問題上沖擊民意，市民也絕不會因為他對民生的貢獻而妥協。我認為，中國今天的成就雖令人鼓舞，但如果國家滿足於今天的成就，不思量去改變他們逃避的作風和壓制民意的手法，就只能原地踏步，很難再進一步拉近和先進國家的距離。
曾蔭權作為特首，自然有很多事需要他代表香港人作出決定，但是決定歸決定，他總不能代表所有香港人的思想，立場和意見。即使在封建國家，也不能這樣說，更何況在言論自由的香港？幸好香港也算得上是民主的地方，有活躍的民主派，市民也可以在電台，在網上，或身體力行地表達個人的立場。但想到內地同胞，對於國家的缺失，不是被威逼得不敢作聲，就是因為新聞封鎖而根本不知情，還像被洗腦一樣說着我們的領導人哪裡有錯，不禁替他們感到可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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